乔杰，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作为科技部“生殖与发育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生殖细胞发育”首席专家，一直从事妇产科及生殖健康相关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从遗传学、表观遗传学角度对人类早期胚胎发育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基础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临床上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揭示疑难不孕症发病机制，优化辅助生殖技术方法，提高疑难不孕患者治疗成功率。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吴阶平-保罗·杨森奖等;率领团队获批“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为第一或责任作者在《Nature》、《Lancet》、《Cell》、《PNAS》等国际知名杂志发表SCI文章百余篇。

研究方向

生殖医学，生殖内分泌，医学细胞生物学等

主要学术兼职

1.第七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

2.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3.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

4.北京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一届、第二届主任委员

5.《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中国微创外科杂志》主编

主要获奖及荣誉称号

2016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2016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2015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15第八届中华人口奖科学技术奖

2014科技盛典--中央电视台科技创新人物

2013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2013年第十四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吴杨奖)

2013年度北京市“优秀教师”

2012年度“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2011年何梁何利基金科技与技术进步奖

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2011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2010年入选2009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名单

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二完成人)

2009年中国女医师协会五洲女子科技奖“临床医学科研创新奖”

2008年教育部高校科学进步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2007年“北京市医德楷模”称号

2002年教育部第四届“高校青年教师奖”

乔杰，女，1964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生殖医学专家。在1987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同年进入北医三院，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至今，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妇产科主任、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是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委、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及《中国微创外科杂志》总编。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科技部“生殖与发育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生殖细胞发育”首席专家，一直从事妇产科及生殖健康相关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从遗传学、表观遗传学角度对人类早期胚胎发育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基础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临床上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揭示疑难不孕症发病机制，优化辅助生殖技术方法，提高疑难不孕患者治疗成功率。研究成果连续入选2014、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Lancet、Cell、Nature和PNAS等期刊发表SCI文章156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及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吴阶平-保罗?杨森奖等;率领团队获批“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曾获“全国杰出科技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院长与您分享生殖医学领域里您所关注的问题。

在生殖医学火热的今天，也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一些问题，您能谈谈目前生殖医学发展的同时面临哪些突出的问题吗?

乔杰教授：

全面二胎政策开放以来，生殖医学面临的患者人群发生了变化。首先，不孕的因素中高龄患者、卵巢功能减退患者的比例大大增加，这给我们的治疗带来了更高的难度。对于这些患者，临床方案的调整至关重要，大规模的队列研究或者随机对照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这类患者最适合的临床治疗方案;其次，由于历史原因，剖宫产率一直居高不下，瘢痕子宫再妊娠的问题摆在生殖医生和产科医生面前。作为国家妇产疾病研究中心，我们的生殖网络将和产科医师、超声医师通力合作，减少这部分高危妊娠患者的怀孕问题关注整个孕期的安危。

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成为继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外的第三大疾病。世界不孕夫妇约6000～8000万对，中国不孕夫妇至少1000万对，我国育龄夫妇生育力呈下降趋势。不孕不育影响患者工作和生活，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和谐、出生人口质量下降。辅助生殖技术(ART)的发展为不育夫妇带来了希望，尽管在近年间生殖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目前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很多生殖医学的临床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对于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机制并没有全面的认识。造成这一现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实验材料(人类卵母细胞、极体、受精卵，不同发育阶段的人类早期胚胎)来源的稀少与珍贵。其二是技术方法本身的限制，比如，实验材料本身细胞数目极少，难以运用近年来发展的高通量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技术进行研究。假如我们通过基础医学的研究对人类的早期胚胎发育的机制有了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全面认知，就有可能实现基础-临床医学转化，届时很多临床难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然而，由于样本的来源和数量有限，生殖医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发展的相对较慢。

另外，面对活产率低(35%)和反复胚胎植入失败。进一步了解受精和胚胎发育的过程对ART和不孕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调查显示我国女性高龄生育人群增加，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妊娠率降低、流产率升高。胚胎染色体异常是导致妊娠失败和自然流产的主要原因，通过体外受精方法获得的胚胎有40%-60%存在染色体异常，这可能与配子的形成过程或受精卵形成后的异常事件相关。研究显示，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大，有缺陷的卵母细胞比例增高，胚胎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也越高，从而造成新生儿出生缺陷比率上升。我国是人口出生缺陷高发国家之一，遗传性疾病是导致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目前，大部分单基因遗传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所以避免患儿的出生就尤其重要。

生殖医学在发展进步的同时，其重心变化以及未来的方向?

乔杰教授：

生殖医学目前囊括的学科逐渐增加，包括妇产科、男科、胚胎学以及伦理、基础研究等多个层次。目前从临床医学角度看，生殖医学的主体还是妇产科医生，男科大夫主要来自于泌尿外科。目前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医生经过了妇产科和泌尿外科的规范化培训，有了基本的妇产科和泌尿科的基础，再进入生殖医学领域进行临床和研究工作。当然，胚胎学家的系统培训也很重要。未来的人才培养，临床医生仍然需要提高自己的临床业务水平，对患者整体有个完整的评估过程，并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但相关基础研究人员需要与临床协作，临床、基础相互配合是这个学科继续向前推进的必备条件。

我们急切需要一套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作为安全运行的保障，质量管理体系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使所有的操作依照一个明确和全面而标准的规范进行，尽量减少每一个变量的波动，才能建立更稳定的质量控制平台，结局才更加可控、可预期。所以在我们为不断提升妊娠率的而努力的过程中，只有在稳定的平台上，我们才可能观察到某个变量的影响，当它脱离我们的预期时，我们才可能迅速的调整它，更好的提升IVF的临床结局。

因此未来发展的关键，除了多学科协作努力提高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我们还应该重视质量控制管理，以及辅助生殖产生后代的长期随访工作。这将是这一技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

PGS技术是对着床前的胚胎进行染色体整倍体的检测，选择整倍体的胚胎进行移植。PGD技术，是指在胚胎植入前，分离其中一个或少数几个细胞进行遗传疾病的诊断，挑选正常的胚胎进行移植。因为植入前胚胎细胞数量少而珍贵，所以特别需要单细胞检测技术，避免遗传疾病患儿出生，又能避免孕妇引产。另一方面，通过淘汰体外发育过程产生遗传异常的胚胎，可提高试管婴儿成功率。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三种诊断方法在准确性、可操作性、诊断成本等方面均有其局限性。其中“原位荧光杂交方法”只能针对少数几种染色体疾病，而且受到探针来源及荧光显微镜的限制;“PCR方法”(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聚合酶链反应)只能针对单基因疾病或染色体数量的改变;“高通量芯片技术”，可进行全基因组范围的染色体检测，分辨率也显著提高，近年来应用在临床上的Karyomapping技术，能够同时检测单基因疾病及染色体异常，但无法直接对突变位点进行分析，只能间接推断。

近年来，由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单细胞测序，生殖医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纪元。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可以全面描绘植入前胚胎在单细胞和单碱基水平的基因表达情况，同时获得从受精卵到植入前胚胎的表观遗传图谱，详细描述原始生殖细胞的基因组、转录组和表观遗传图谱。

目前PGD/PGS活检技术日趋完善，D5囊胚期活检代替D3卵裂球活检;测序技术日趋成熟，如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技术。但仍然面临挑战：即使非整倍体被排除，也只有2/3的胚胎会继续发育，怎样进一步提高妊娠率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另外PGS的临床应用价值也有待于更多随机化临床对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