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西安生殖年会上，当“何方方工作室”的牌子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有点赞的，有质疑的，但更多的是关心：“你一个普通医生，在体制内工作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呢?”

是啊，我也常常自己问自己“你这是为什么呢?”

1976年我走出北医校门，怀着对林巧稚大夫无限崇拜的心情走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大门，走进了这个全国人民仰慕的医学殿堂。在那里，在林巧稚大夫等前辈的培养教育下，我不仅学到了医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协和老一辈那样严谨求精的治学风格和全心全意为病人的勤奋奉献精神，几十年来，我从林巧稚眼中的“小鬼”成长为一名妇产科的教授、主任医师，一名人们眼中的“生殖专家”。2014年，我退休了。我的人事关系从协和妇产科转到了协和老干部科，我把我亲手创办的协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交到了接班人的手里。按道理我应该是“退出江湖，一身轻松”了，然而我忘不了医院里常年拥挤的病人，忘不了病人那恳求期盼的目光，我常常在想我怎么才能以我的微薄之力，来为病人解决更多的问题呢?

随着互联网发展，儿子为我开通了微博和微信，开始我只是抱着“打酱油”的心态，看看热闹而已。后来发现很多医生在微博上科普，但有关妇科内分泌和生殖的科普很少，科普的质量也良莠不齐，于是我忍不住从“看”转到了“说”，利用一些空闲时间科普一些妇科内分泌的知识，解决一些病人的困惑。传播我的经验，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病人。很多医生关注了我的微博，我院一位妇产科的教授见到我说：“何大夫，您的微博太好了，科普了很多我们不懂的内分泌知识。”还有个粉丝整理了我一百多条微博，发了一条长长的微博，粉丝们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然而，我在微博上也看到了很多病人在求子路上的迷茫，无奈，无助，甚至上当受骗，于是他们开始在微博上向我提问求助，我也尽力回答。随着粉丝们的增加，在微博问病的人越来越多。然而，仅凭微博上的寥寥数语，不了解病人的全面情况，不敢回答更多问题。于是我梦想着如果我退休后开办一个诊所，哪怕就一间屋子，让病人带着所有的化验结果前来咨询，在跟他们充分沟通，充分了解后，给他们提供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帮他们少走弯路尽快怀孕，那该多好啊。

随着医疗改革的开放，我也尝试着走进民营医院，将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进行对比，发现其中差别极大。

首先是医疗环境的差别：公立医院人满为患，嘈杂拥挤，挂号排队，就诊排队，交费排队，化验排队，分诊排队，住院排队……“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是病人最大的抱怨，而民营医院呢，舒适的环境，当场挂号或预约挂号，很多结果当天能出，当天解决问题;我在民营医院，常常看到从公立医院就诊后病人对公立医院的吐槽总是“态度不好”，“不给我们解释”，“没有说法”等等。

其次是服务态度的差别：公立医院称病人为“病人”，民营医院称病人为“客户”。公立医院的医生不愿意把自己的手机号或联系方式给病人，而民营医院的医生会主动把手机号或微信等联系方式给病人，随时和病人联系;公立医院更关注医院的流程，而民营医院更关注病人的感受。

既然如此，为什么病人还会往大医院跑?还是“全国人民上协和呢”?这里很重要的是信任。病人信任公立医院，信任公立医院的技术，信任公立医院的医生，反之，不信任民营医院的技术，不信任民营医院的医生。这里的差别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于是我在想，我是一名公立医院医生，有病人的信任基础。能不能建设这样一个平台?做公立医院做不了(比如，没有时间充分沟通)而民营医院做不好(比如技术的局限及信任的欠缺)的事情呢?

医改改了几十年，改来改去，却总不尽人意，这里最大问题还是没有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医生常年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他们最有体会，他们最有发言权，医生应该是医改的主力军。由此想到，我是一个医生，我能为医改做什么呢?于是我成立了我的工作室，我希望我的工作室能够为病人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私密的就医环境，提供一个医患充分沟通的平台，我也希望我能利用这个工作室，以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带领我的团队，为更多病人提供个体化的服务，同时摸索一些医生开办工作室的经验。我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前面的路还很长，困难还很多，但我愿意去尝试，去探索，去做一颗小小的铺路石子。

何方方，2017.7.6